济源济水文化篇（五）：华夏文明载其功
2019-06-19 12:26:13 来源：本站编辑:lipeng 评论：0 点击：

济水发源于华夏文明的中心区域，中下游主要在今山东境内，按照《中国历史地图册》标定的济水，全长约900公里。在济水流域内，古文化遗址比较密集，大约有近50处，其中仰韶文化遗址有近20处。

　　济水发源于华夏文明的中心区域，中下游主要在今山东境内，按照《中国历史地图册》标定的济水，全长约900公里。在济水流域内，古文化遗址比较密集，大约有近50处，其中仰韶文化遗址有近20处。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，古济水流域的史前文明早在八九千年前已发育成熟。在济水源头的济源境内，已发现有属于仰韶文化的栗树沟遗址和属于龙山文化的原城遗址、沁台遗址、苗店遗址等。原城遗址位于济水源头，原字是源头的本字，表示泉水从洞穴中流出，从汉字训诂学可知济水源头远古即为先民聚居地。原城还是夏代第七位王帝予(也作帝杼、帝宁)的都城，可证4000年前这里已进入农耕文明时期。栗树沟遗址位于济水与黄河之间的高地上，面积约3万平方米。在遗址四周的断面上，可以看到密集的仰韶文化陶片。在古济水流经的山东境内，济南以东的小清河中下游地区，已发现大量史前文化遗存，如邹平孙家遗址、章丘西河遗址、广饶傅家遗址、阳信小韩遗址等，均可证古济水流域夏代以前聚居着众多人口，生产力也较发达。

　　距今约4000年的大禹治水，首先治理的是冀州和兖州。冀州治理从壶口开始，其后是太行山以南。“覃怀厎绩，至于衡漳”，就是治理济水上游的覃怀(济源、沁阳、武陟一带)和覃怀以北的漳水地区。这些地方经过治理，自然条件得以改善，物产日渐丰富，“厥赋惟上上”(税赋是第一等)，“厥田惟中中”(田地是第五等)。《禹贡》中的兖州，经过治理，没有了洪水危害，人们已经从山上搬到平地生活;这里土地又黑又肥，人们开始植桑养蚕，剿丝织衣;这里生产的漆和丝绸，每年都要装船通过济水贡道运达中原王都。

　　商周时期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高峰期，农耕文明发达，文字日臻成熟，王权统治能力增强。济水流域的曹县、曲阜、郓城、内黄都曾先后为商朝的王都。济水上游从夏至周都是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。《国语·晋语四》载，周襄王十七年(前635年)赐晋文公阳樊、温、原、州、陉、絺、组、攒茅之田，阳樊人不服，守将仓葛呼曰：“阳人有夏商之嗣典，有周室之师旅。”嗣典，即后嗣及其遗法，说明济水之畔的阳樊(今济源承留镇曲阳村)人不仅是夏商的后裔，还严格继承着夏商的宗法制度。

　　《诗经》十五邦国地域分布

　　周代文明的最主要标志是文字的成熟和诗乐的发展，《诗经》的产生和存世是其最集中最完美的表现。《诗经》305篇，其中《国风》160首，反映的是西周初期到东周春秋中期中原地区的山水风物和社会生活，不仅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，同时也记述了3000年前先民们生产生活和农事活动的状况。按照十五邦国的地理分布，王、郑、邶、卫、鄘、曹、齐都在济水流域，这些地方产生的诸多诗歌反映的社会生活，都与济水密切相关。诗中出现的麻田、麦田、李园，说明当时农作物栽培技术已经成熟，田园风光秀丽;诗中的“翿”、“簧”、“由房”、“由敖”，都是乐器和舞蹈名称，说明那时的人们用来抒发感情的乐器和舞蹈已经成熟并走向民间。

　　周代以后，济水中下游属于姜齐势力范围，至春秋时，发展成为最具地域文化特质的齐文化和鲁文化。齐文化的代表人物最为知名的是春秋初期的管仲和晏婴。管仲是齐桓公时卓有功绩的政治家，致力于政体和经济改革，设立分级管理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，主张按土地好坏分等征税，适当征用力役，发展盐铁业，管理货币，调剂物价，推动经济发展，使齐国很快成为春秋第一个霸主。晏婴是齐国大夫，晚于管仲。在治国上主张“诛不避贵，赏不遗贱”，特别注重发现和任用人才。在经济发展上重视生产，提倡农桑，反对厚赋重刑，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先进思想和文化，对春秋以后中国2000多年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。

　　《济阳水利志》中关于大清河与济水关系的记述

　　鲁文化晚于齐文化，其时周王室衰微，礼乐制度日渐崩溃，鲁国却固守其本，确立了自己的礼乐正统地位，保持着完备的周文化礼仪，并以此教化民众，协调社会秩序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。孔子为恢复周文化传统，网罗天下旧闻，广问博访，兴办私学，广收门徒，删定六经，祖述尧舜，倡仁义礼智，教文行忠信，塑造理想人格。孔子儒学既是周文化的继承、总结和升华，也是鲁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。鲁文化以讲究道德、恪守礼义、讲求原则、垂训后人为主要特征，经过历代经学家的丰富规范和历代帝王的倡导提升，成为影响至今的儒学文化。继孔子之后的孟子、孙子等政治家、军事家，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，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，清代文学家蒲松龄等，都是济水哺育下的时代英杰。

　　山东省广饶县境内的小清河入海口

　　秦汉以后，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，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南下，战乱频发，适应人们乱世求精神寄托的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迅速发展，济水流域的宗教文化呈现出斑斓丰富的色彩。如金末元初道士丘处机创立的全真道龙门派，曾在王屋山灵都观和济水之滨的长春观广收门徒，重整丛林制度，顺势劝人入教，道教史称“龙门中兴”;与此相对应，济水中游的曹州南华县(今山东东明)人义玄所创立的佛教临济宗，也日渐兴盛起来。明清时期济水流域的佛教寺院多达20余座，至清中期，龙门派和临济宗成为佛道两大宗教中无与匹敌的宗教，有“临济龙门半天下”之说。

　　相关阅读：